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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思想剧变2:金元明清;尊经崇古

作者:棒棒医生 审校: 来源:新浪微博 发表日期:2016-02-29 阅读数:3660
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同时,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,古老经典的至尊地位被永远永远的颠覆了。中西医由此分道扬镳,愈离愈远。

关于人体的研究,从实际观察到纯粹哲学思辨,从甲骨和马王堆医学至《黄帝内经》为一剧变。这一剧变的结果是,中医关于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基本理论(相当于基础医学)一举定格,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,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变动,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第三次剧变才发生另一次质变,时长1900年。

基础医学的高度决定临床医学的高度。尽管如此,中医临证医学(相当于临床医学)还是有一定发展。这是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,临症时固然要受理论的指导,观察却为必不可少。理论是一种成见,观察却恒有新鲜材料。而成见越深,对观察的干扰就越大。

《内经》而后,临证医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《伤寒》《金匮》(统称《伤寒论》)。《伤寒》论热病,分为六经,不脱《内经》藩篱,对后世起了很坏的影响。其所谓热病,包含了今日上呼吸道感染、肺炎、真伤寒、副伤寒、痢疾、肠胃炎、败血症等诸多感染性疾病,而其于疾病临床表现拘泥于寒热、脉证,简略粗疏,观察不广、不细,认病界线不清,失之幼稚。对病因和病理则完全沿袭《内经》传统,思辨而已。如“太阳病”,以“太阳”为病名已然可笑;更可笑的是,后世一直到今天,没有哪个中医说得清楚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厥阴、少阴等所谓“六经”究竟是什么意思,是经络、脏腑、经络脏腑还是阶段、症候群,还是别的什么鬼,大大小小有二十几种说法。其实,所有的说法都是荒谬的,因为一开始就错了,原因在于,“太阳”之为病,是基于思辨而不是观察的结果,它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。也就是说,你怎么说都可以。到了今天,我们知道了伤寒杆菌鼻病毒这样的东西,还再坚持什么太阳风寒之类的鬼话,就不仅是可笑而已。具有发热、恶寒、头痛、项强、脉浮等症状脉象的叫“太阳病”,太阳病又分为经证和腑证二类。经证邪在肌表,张仲景认为外感热病是从皮肤肌肉一步步由外而内侵袭人体的,这也是想当然的思辨;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呼吸道、消化道的常见侵入传变途径。太阳经证分为三型:中风(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)、伤寒(发热、无汗、恶寒、脉紧、体痛)、温病(发热、口渴、不恶寒),三者区别非常细微,仅仅根据有汗无汗,脉浮的基础上是缓、紧还是数等。这些区别实质上是无意义的,有汗无汗并不反应疾病病因或病理的实质;而脉象浮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主观感觉,浮上再辨缓紧数,自欺欺人而已。至于表邪不解而内传于膀胱引起腑证,一样的拍脑袋想当然,没有任何观察或实验的证据。尽管如此,《伤寒论》论病原,描证候,列方药,尤其将汤与证结合观察,不失临症医学的研究规范,比《黄帝内经》之天马行空漫无边际,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《伤寒论》而后,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杰出代表,陈方之(与余云岫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,留日博士)许之为“医圣”“旧医学第一人”“古代医书的模范”。《肘后备急方》作为古代中医的急救手册,主要是收集各种民间偏方验方,杂含有大量荒谬成分和巫术,它的杰出在哪里呢?我的理解,其杰出在于摆脱了玄学思辨,更加注重实际观察。在《肘后方》里,几乎看不到《内经》的影子,它是写实的医学。比如:“沙虱毒”,其观察为“山水间多有沙虱,甚细略不可见,人入水浴,及以水澡浴。此虫在水中,着人身,及阴天雨行草中,亦着人。便钻入皮里。初得之皮上正赤,如小豆黍米粟粒,以手摩赤上,痛如刺。三日之后,令百节强,疼痛寒热,赤上发疮。此虫渐入至骨,则杀人。”这是恙虫病的最早观察记录,丝毫没有阴阳风寒暑热之类的臆想。 又如“虏疮”:“比岁有病时行。仍发疮头面及身,须臾周匝,状如火疮,皆戴白浆,随决随生,不即治,剧者多死。治得瘥后,疮瘢紫黑,弥岁方减,此恶毒之气。世人云,永徽四年,此疮从西东流,遍于海中,煮葵菜,以蒜齑啖之,即止。初患急食之,少饭下菜亦得,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,仍呼为虏疮。”这是天花的最早记载,不仅有症状体征,更包含了流行病学的观察。又如“尸注、鬼注病”的观察,“其病变动,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,大略使人寒热、淋沥、恍恍、默默,不的知其所苦,而无处不恶,累年积月,渐就顿滞,以至于死,死后复传之旁人,乃至灭门。” 这种长期发热、慢性消耗和传染性的疾病被医史家认为是结核病,是难能可贵的观察。这种观察下启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,孙思邈《千金方》,张文仲《骨蒸诸方》,崔知悌《崔氏别录》等,实际观察精神不绝如缕的传承,终于在不知道结核杆菌的时代,凭借临床观察将结核病(痨瘵)从种种慢性衰弱症(虚劳、尸注、传尸、肺痿、淹滞、骨蒸等等)中分离出来。这是相当可赞的成绩。

隋唐继承汉晋风格,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为难得之经典。《诸病源候论》专论疾病病因、病理和临床症状,不及方药。其基本精神是实际观察,思辨臆想成分较少,包罗宏富而时有精彩之论。全书共记载了1720种证候,于症状学而言,应该囊括了当时的疾病表现,许多与今日疾病描述相合。如“消渴”之合于糖尿病:“夫消渴者,渴不止,小便多是也......其病变多发痈疽......有病口甘者......此肥美之所发,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,令人内热。”如“疥候”之于疥疮:“并皆有虫,人往往以针头挑得,状如水内虫。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。”看到了虫,虽然也离不开“风邪热气”,看到虫和看不到虫,是不一样的。如“漆疮候”:“漆有毒,人有禀性畏漆,但见漆,便中其毒。喜面痒,然后胸、臂、皆悉瘙痒,面为起肿,绕眼微赤......亦有性自耐者,终日烧煮,竟不为害也。”相当于过敏性疾病,难得观察到了不同人对漆的不同反应。其他诸如癞病(麻风)、脑卒中、泌尿系结石等等,均有相当精确的观察。中医至《诸病源候论》,临证医学达到顶峰。

唐以后至宋,风气渐变。宋儒理学,无极太极,河图洛书,阴阳气运,五行生克等等玄学大盛,知识分子“好为虚空幽眇之辞,以附会事实”,歪风邪气,弥漫神州,杏林固不能免。宋代尚有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圣济总录》之遗响,至金元四家开始彻底复古尊经,实际观察研究的精神终于逐渐灭绝。

金元四大家生活年代在12至14世纪。当此之时,西方正处于中世纪后期,医学世俗化不断向经院主义冲击,人文主义逐步复苏,人体解剖已经进入大学,文艺复兴正处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,一大批大师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这种思想变化的特征就是“复古”,它复的是古希腊的“古”,不是古希腊的经典,而是古希腊的精神——敏锐的观察,理性的推理,自由而丰富的批判精神。

金元四大家自刘完素开始,也是“复古”,复的却是古代的经典,把千变万化的疾病之病因病理全以《内经》之模糊无稽概念解释之。病名不再重要,病因的探索亦不复重要,任你什么病,只需要辨阴阳虚实寒热就可以了。刘完素对《素问》攻读35年,从字缝里提炼出“火热论”,认为“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”六气都可以化生为火邪,“火”嘛,当然就用“寒”来镇压,这就是著名的“寒凉派”。

张从正跟着刘完素,亦从《内经》中寻求真理,他把临床各种疾病按病因简单分为风、暑、湿、火、燥、寒六大门类。这种不动脑筋的做法后世中医完美继承下来了,成了定式。比如,不管出现什么非典、甲流、中东呼吸综合症、埃博拉......中医基本就是两个字对付了,“温病”。他对经典中的“补”还是“泻”,“攻邪”还是“扶正”感到困惑不已;仿佛华山派弟子面对“气”和“剑”。最后他认为“攻邪”更重要,这就是所谓“攻下派”;创汗下吐三法,吃遍天下,仿佛傻姑的火叉三招。

可是,《黄帝内经》并不是刘完素和张从正的秘籍,李杲也很崇拜这本巨典。《素问》有《灵兰秘典论》一章,李杲把自己的一部得意之作取名为《兰室秘藏》,要把《素问》藏于灵兰之室,大有金屋藏娇之精神。李杲看到《内经》中一句“有胃气则生,无胃气则死”,如获至宝,创立“脾胃论”,核心观点是“脾胃内伤,百病由生。”把脾补好了,百病不生,脾属土,“补土派”就这样产生了。李杲躬逢汴京大鼠疫,每日里几千人死亡,他的“补土”理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用,最终肝胆俱裂的逃离了汴京城。

《素问》好像《九阴真经》,得其只言片语,即可创门立派,横行天下。朱丹溪也不甘后人,建立了“滋阴派”,其理论是“相火妄动”乃百病原因。这火不同于“寒凉”“攻邪”两派的外火,是一种“内火”。一部《内经》养活多少人啊。朱丹溪代表作《格致余论》序中说,“  《素问》,载道之书也......又知医之为书,非《素问》无以立论,非《本草》无以主方。”《丹溪手镜》序二“然大要渊源于黄帝语,非《素问》弗道也。”道明了一个事实,后世医家创立理论非得依赖于《内经》不可。

中医至金元四家,才开始门派林立,看似繁荣昌盛,究其实质,是尊经崇古的恶果。尊经崇古,却又食古不化,摘取内经伤寒中只言片语,动辄创立解释百病的理论,把丰富多变的临床实际往僵化无稽的理论上硬套,离疾病的本质愈来愈远;而面红耳赤,咄咄喋喋,争论至今不休。一入《内经》套内,必陷阴阳五行六气窠臼而不能自拔,封杀一切新研究新理论的可能性。故有识者谓“四子实乃旧医学的罪人”“医学之坏,自河间始,与易水论药,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。”“(金元四子)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,汉晋唐宋无是也。”

明清医学受金元四家影响,虽有医案和专病研究等起色,其尊经崇古的根本没有变化,或更有甚之,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在对古旧医书的无谓注释上。明代温补派代表人物被极誉为“仲景以后,千古一人”,《景岳全书》的作者张景岳这样推崇《内经》:“大哉!至哉!垂不朽之仁慈,开生民之寿域,其为德也,与天地同,与日月并,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!”“经之有难经,句句皆理,字字皆法。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,难经而然,内经可知矣。”

徐大椿,被极誉为“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”。他评《伤寒论》说“仲景《伤寒论》中诸方,字字金科玉律,不可增减一字。”这种腐儒见识,也堪称大家?还“千百年独见”,徒增笑料耳。

黄元御,历史上的真“黄药师”,曾被乾隆御赐“妙悟岐黄”。他除了黄帝、岐伯、扁鹊、张机“四圣”外,谁(包括张景岳)都不放在眼里,著医书十余种,全是注释素问灵枢伤寒金匮的。《医方解》中狂言“医自岐伯立言,仲景立法,百世之师也,后此惟思邈真人祖述仲景《金匮》之法,作《千金》之方,不失古圣之源。其余方书数百种,言则荒唐而讹谬,法则怪妄而差池。上自东汉以来,下自昭代(本朝)以还,著作如林,竟无一线微通者。”把晋唐以来务实有成之医家一并抹杀。又攻击刘河间、朱丹溪曰“二悍作俑,群凶助虐,莫此为甚!”其实,他自己是等而下之的。

陈修园是遵经崇古派的代表人物,他说:“夫医家之于内经,犹儒家之于四书也。日月江河,万古不废”。他的话到今天还是中医粉的认可的“真理”。

清温病四家在医学史上有较高评价。叶桂温热、薛雪湿热、吴瑭三焦辨证、王士雄集大成,纷纷攘攘,把仲景以来外感热病的“伤寒”一下子变成“温病”。但是,“温邪”究竟何物?自古六淫(风寒暑湿燥火)偏胜为外感病因;加入“温”,一下子变成七淫了。这是一种创新吗?非也。《内经》有云: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“凡病伤寒而成温者,先夏至日为温病。”温病大家们并没有什么发明,只不过拿着放大镜放大了《内经》中的几个字而已。

真正有一点创新的是明吴有性和清王清任。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于天地间六气之外的“别有一种戾气”,是千古未发之论。王清任则发现《黄帝内经》中的脏腑解剖全是错的。可惜的是,尊经崇古已成定局。“戾气”到今天还活在教科书里,变不成微生物;脏腑虽然早成“异形”,戴着的经典面具却也不肯摘下。

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同时,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,古老经典的至尊地位被永远永远的颠覆了。中西医由此分道扬镳,愈离愈远。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人家已经跑的看不见了,你还在这里喋喋不休于《内经》,一叹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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